怀仁堂

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,也是一代艺术设计和鉴赏大师。
1949年前后,梁思成参与了公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、国旗、国歌的设计、选定事情,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主要贡献。
但是很少有人知道,梁思成也是新中国开国盛会——中国公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——会场的设计者。

千人会议建筑设计 施工工艺

怀仁堂的由来

众所周知,1949年新政协会场选定在中南海怀仁堂。
怀仁堂原名仪鸾殿。
清代北海、中海、南海三海总称西苑,为皇家御苑。
1885年,慈禧为还政光绪帝,在紧邻皇宫的西苑建筑新的寝宫,作为归政后的颐养之所。
工程由样式雷家族第七代传人雷廷昌主持,位置在中海春藕斋以北,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式的建筑,因主殿殿顶为前后勾连的两个形制相同的单檐歇山卷棚顶,故最初叫两卷殿,1888年更名为仪鸾殿。
慈禧入住后,仪鸾殿成为慈禧连续掌握清朝朝政的政治中央,戊戌政变后更是慈禧训政之地。
1900年庚子之变,慈禧仓皇出逃,西苑成为八国联军司令部驻地,联军司令瓦德西入住仪鸾殿。
1901年不慎失落火,德军参谋长施瓦兹霍夫少将被烧去世,仪鸾殿也在大火中焚毁。

1902年慈禧回銮后,下旨在中海紫光阁以南择地重修仪鸾殿,终极择定中海西岸,紫光阁西南、丰泽园西北的原蚕池口地方作为新址。
重修的仪鸾殿基本仿照旧仪鸾殿格局并加以扩增,成为一座三进院落为主体的建筑群。
南面添盖宫门景福门,门前有大型琉璃砖雕影壁一座,门口一对景泰蓝铜狮子,门内为东西朝房,向北为新增的亭式重檐垂花二门,名“来薰风”。
进门为前殿院落。
正殿仪鸾两卷殿,东配殿多福斋、西配殿益寿轩。
后殿院落面积更大,正殿福昌殿,亦有东西配殿,1908年慈禧在此去世。
福昌殿后添盖一座西式二层后照楼,名延庆楼。
加上配套的东面寿膳房、西面洋式点景楼、北面喜福堂等,形成一个比旧仪鸾殿规模更为伟大的宫殿群,工程用料和装饰等也更为奢侈。
仪鸾殿旧址改建为西式洋楼海晏堂和仿俄馆。
海晏堂是仿圆明园泰西楼海晏堂建筑的二层洋楼,是西苑内规模最大、也最为华美的建筑,作为慈禧宴飨外国公使夫人等女宾的专用场所,民国后袁世凯将之改名居仁堂,作为办公会客和居住之用,1964年作为危房被拆除。

清亡后,袁世凯对仪鸾殿又进行了改建。
清朝时,每到夏季,为避暑纳凉,仪鸾殿前后庭院都要搭建起赶过殿顶的巨大凉棚,凉棚东西坡面上开有天窗以利采光。
袁世凯时仿照清代凉棚模样形状,用钢铁做成一个有两重檐的巨大顶棚——当时称为“罩栅”,后来称罩棚——将从来薰风门到两卷殿的全体前殿院落罩住,两重檐间的立墙和第一重檐四面的坡顶上开有天窗,来薰风门两侧长墙上也开了窗和两个小门。
又在庭院内坐南朝北加建戏台,全体院落遂变成一个能容纳近千人,可以进行演剧、集会的大礼堂。
改建后的仪鸾殿更名怀仁堂,成为中南海内规模最大的会场,袁世凯去世后灵堂也设在这里。
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,中南海被辟为公园,怀仁堂一度被北平研究院占用,后被市政府收回交公园管理。
北平市政府曾将怀仁堂用作举办集体婚礼的会场,傅作义也曾将其用作会客场所。
除市政公用外,怀仁堂也被出租,收入用于增加公园经费和日常掩护。

周恩来选定勤政殿和怀仁堂作为预备新政协的办公和会议地点

1949年1月31日,北平和平解放,周恩来派齐燕铭等人吸收中南海,准备作为中共中心驻地。
不久成立中南海支配科,钟灵任科长。
根据钟灵绘制的中南海详图,周恩来选定勤政殿和怀仁堂重点修缮,作为预备新政协的办公和会议地点,会场修缮改造和支配事情也交由钟灵卖力。
但勤政殿只适宜举办一两百人的中型会议,怀仁堂成为当时北平城内唯一能够举办大型会议的场所。
在此期间,怀仁堂已作为会场重新启用。
1949年3月24日,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怀仁堂举行,大会历时11天,董必武出席并作了讲话。
1949年7月2日,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事情者代表大会在怀仁堂开幕,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出席大会并讲话。

在为文代会等会议召开做准备时,钟灵带领支配科对怀仁堂进行了一些整修,但要作为新中国开国盛会的会场,怀仁堂的环境条件还有相称差距。
袁世凯时期加建的钢铁罩棚已有35年以上的历史,虽然构造部分无缺,但设计很不雅观观,与古色古喷鼻香的宫殿建筑风格很不折衷。
礼堂的地板已开始朽坏,许多内部举动步伐也不适于政协大会利用。
加之室内高度和面历年夜小都已限定,使会场支配相称困难。

为做好新政协会议预备事情,同时兼顾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利用,7月中旬,由高教会文物处出面与梁思成商榷,约请其主持怀仁堂会场设计和整修工程。
参与艺术设计事情的还有徐悲鸿、叶浅予等人。
正在参加文代会的张仃也奉周恩来之命参加会场设计,并带领华北大学美术事情队和钟灵的支配科一起亲手支配会场。

梁思成与怀仁堂会场的设计

会场设计的第一个重点,也是最大的难点,是会议代表座位的支配。
新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最初向梁思成等人提出代表座位数目为722个,最低700个。
这在空间有限的怀仁堂里支配起来已经不随意马虎。
预备会又提出,主席台要兼顾演出和晚会之用,至少可以扭秧歌和演出评剧,主席台尺寸要只管即便宽大,便于两用。
同时,由于开国盛会的历史主要性,代表们不仅落座听讲,还要伏案书写,每个座位上的代表都要能很随意马虎瞥见主席台上的发言人。
随后又由于代表团组织差别和人数差异,哀求不同代表团的代表要坐在一起,以方便会议谈论。
这一系列哀求使代表座位支配更费周折。

经由多次研究,梁思成等人决定把原有的旧戏台拆除,主席台改成半圆形,会场座位也按半圆形排列,使每位与会代表的座位都可以正对发言人。
座位支配也改变原来一字排开的做法,改为在会场中间设置过道,代表团座位在中心过道两边分列。
中间两列每排八个座位,两旁又各留走道,走道两旁又各有半圆形的座位一列。
由于两旁配殿和柱子的影响,不能再做到每排座位数目同等,多的每排14个,少的只有3个座位。
由于座位安排比较密集,每个代表座位的宽度只有65厘米,前后长度只有1.15米,面积比较狭小。
为减少代表们的疲倦,座椅作了特殊设计,宽达58厘米以上。
同时为保持会场内安静,每个椅子腿下都钉有“橡皮钱”垫脚。
桌子下面另装一层搁文件的复板,复板与桌面间间隔不大,以便代表们坐下后可以把腿翘起来安歇。

会场设计的另一个重点是地板问题。
怀仁堂的地板本来是平的,后面的人看不见前面。
梁思成等人在设计时将地板分成四层,后面地板高度与仪鸾殿正殿取平,前面地板高度比过去放低,随着弧形排列的座位做成弧形的四层台阶,使坐在后面的代表视线不再受到阻碍。

主席台也经由重新设计。
除将原有旧戏台改建成半圆形台外,环绕主席台周边安装半圆形台阶,供高下主席台之用。
主席台上其余高起一个小台,上面设置九人主席团座位。
小台下正前方为发言台,两旁设记录席。
小台和主席台周边台阶都是活动的,拆除后就成为一个半圆形的舞台。

会场内部装潢设计方面,原有罩棚两重屋檐间的天窗下面分布有很多电线、汽管等杂物,非常影响不雅观瞻。
为了隐蔽它们,在罩棚下安装支架做了一个吊顶。
为与周边宫殿装饰风格折衷,支架框油漆成赤色,吊顶蒙布用米色,上画青绿点金彩花图案。
会场内外,除了旧有宫殿部分外,墙壁一律涂饰米黄色,座位、主席台等用楠木色。
主席台上主席团背面用浅蓝及橙黄色的绸子做成有褶纹的背幕,橙黄色居中。
背幕正中挂政协大会会徽,会徽两旁分悬孙中山和毛泽东画像。

会场内灯光一律采取太阳灯(即日光灯)照明。
沿会场四周用太阳灯连缀成一条环线,主席台顶部也安装了暗藏的太阳灯,这样安排灯光设备可以使全体会场光芒均匀、柔和,不会涌现大的阴影,也不会产生刺目不舒畅的光芒。
会场透风设备是在东、北、西三面天窗上各装四具抽风机,用以保持会场温度适宜和新鲜空气的流动。
扩音器和代表发言的麦克风设备全部由电信局卖力。
各色锦旗都悬挂在由仪鸾殿主殿和配殿改造的各个安歇室内,不影响会场内的统一和折衷。

会场外部来薰风垂花门完备保持原状,两旁小门加宽加高,将小门上部砖墙抬高砌成两个门楼,使两个小门风格也变得庄严起来,构成一种“迎人”的态势。
门扩大了,台阶也随着加宽,宫门景福门和东西朝房也油饰一新。
来薰风门重檐下挂上巨大的新政协会徽,门两侧墙上分列八根旗杆,更显得庄严壮丽。

怀仁堂会场设计完成后,由钟灵卖力绘制成装修设计图报周恩来批准。
钟灵又和张仃一起按照设计图绘制了一套大门装饰的彩色效果图,经周恩来赞许后投入施工。
全部建筑工程由公兴顺营造厂承包。
建筑施工结束后,钟灵又带着支配科等单位100多人连续干了三天支配好会场,钟灵三天三夜没有合眼,直到周恩来看过满意后,全体怀仁堂改造支配工程才告结束。
怀仁堂全部工程从设计到施工结束只用了18天。

由于新政协会期紧迫,加以怀仁堂原有空间等方面的限定,梁思成在设计时只能权宜从事,因而对设计效果并不满意,认为“事事多从忙里错”,如果韶光能再充裕一些,还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可以纠正。
只管如此,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,梁思成和新政协大会筹委会事情职员共同努力,已经为新政协大会支配了在当时条件下最好的会场,为欢迎中华公民共和国出身建立起一座崭新的公民的大会堂。

1949年9月21日,装饰一新的怀仁堂迎来了中华公民共和国开国盛会。
梁思成作为大会特邀代表,坐在自己亲手设计的会场里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盛会。
(樊学庆,作者单位: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)